我来到孝感，见到刘乙光，这时我才知道刘所在的部队，是蒋介石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第二旅，师长顾祝同，旅长郑洞国。我考虑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开展工作有困难，又担心一旦唐生智部南下武汉，我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容易出来，便没有急于要刘乙光介绍工作，暂在刘乙光处闲住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刘乙光对我说，你这么闲着也不是办法，还是要有个工作，可以积蓄点钱，将来做什么都方便。我看唐部迟迟没有南下的消息，便同意刘给我介绍工作。刘乙光给我编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的履历，并取了一个黄仕诚的化名，介绍我到第二师政治训练处教育科当少尉科员，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。

不久， 陆军二师回到武汉。我到武汉后立即去找李卜成。没想到，李已经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走了，什么原因不清楚。刘乙光赶到警备司令部找熟人，证实了李被关押在司令部内，通过朋友的帮助，刘见到李卜成，问下来，原来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，特支书记被捕后叛变，于是抓了李。刘问李，现在黄克诚有无危险？李回答，老黄没有和特支发生过关系，他也没有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的情况，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刘乙光回来后告诉了我，劝我暂时不要走。

我在陆二师政训处图书馆工作，这里情况比较复杂。既有死心塌地的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，如康泽之流；也有刘乙光这样的左派军人；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。

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联军后，进一步加强了剪除异己的步骤。陆二师奉命开赴南京，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役。我随部队由武汉到南京。这时候，我思想上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到大革命的失败，我深深感到，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。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，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，任人宰割。于是，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：到游击区去，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。所以，我到南京一下船，就找了个 借口请假回到上海立即找徐德。详细向徐德汇报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情况和请求，希望上报军委，得到答复。

当天晚上，徐德就告诉我，军委同意我去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，要求我迅速作准备，徐还告诉我，军委已经决定派他到赣东北方志敏处工作，问我是否可以和他一道前往。我说现在还不能马上走，先得回南京办理请假或者辞职手续，免得不告而辞会使介绍人刘乙光受到牵累。同时我还必须回武汉一趟，看看正在狱中的李卜成，待把李卜成的事情安排一下之后，才能回上海听候军委的工作分配。

我从上海回到南京，正是1930年元旦前夕。我赶着打请长假的报告，以便名正言顺的离开陆二师。还未等我的报告送上去，陆二师政训处已经奉命解散，工作人员领到一个月的薪水，作为遣散费（都没有N+1，差评）。这样一来，我也不用请假了，就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，遣散时，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已经可算有点患难交情了。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。因此，在临分别时，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，据实以告。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，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，等将家属安顿好以后，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。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，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。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，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。

（评：这种说法对刘乙光并不公平，但是黄大将写自述的时间很困难，在WG期间，或者之后不久，左的观念比较深，也只能这样“表明立场”了；并且，可能刘还在对岸，不能连累自己曾经的恩人。不过，刘乙光于1982年去世，大概率是没有看到黄克诚的这本书。《黄克诚自述》出版于1994年10月。）

元旦过后，我立即离开南京去武汉，找到一位永兴同乡刘参，他是黄埔四期的，同情革命，与我私教很好。刘当时在武汉搞水利工程建设，在刘家里，我还见到了李卜成弟弟李翔。他是知道李卜成被捕后来到武汉的。我把行李和剩下的钱都放在刘参家。李已经被判了有期徒刑，具体几年忘了。我告诉李卜成已决定去苏区，并告诉他留了钱和衣物在刘参家，等他出狱后去刘家里取。我嘱咐李刑满出狱后立即离开武汉，最后去苏区参加红军，否则就到上海找党中央，千万别留在武汉，也不要回湖南，因为那样多半会被坏同乡和 叛徒特务捉去庆功。

我告别李卜成后，对李翔也嘱咐了一番，要他和哥哥到时候一起离开武汉，不要在此停留。不幸的是，李卜成出狱后没有离开武汉，就在武汉搞革命活动，很快就被坏同乡刘雄发现告状，惨遭杀害，时间大概是1930年夏。

正当我准备离开武汉去上海时，在汉口街头遇到吴永钦。吴说他加入唐生智部后，战争就打了起来，唐部大部分都被蒋收买，唐部很快失败，败得很惨，唐化妆逃跑，躲进天津租界。吴是作战中被俘，被遣散后到武汉来领取遣散费的。吴还告诉我，曾希圣也在唐部中，这次也来武汉领遣散费，但我没见到曾希圣。

我陪吴永钦到武昌领了遣散费，顺便到凌兆尧旅的驻地，找了一些过去熟悉的人谈话，想动员他们，主要是我过去教过的教导队学员去苏区当红军。我考虑到唐部下级军官战败被俘后没什么出路，他们大部分有实战经验，如果能参加红军能成为骨干。经过动员，有三个连长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。这三个连长都是我过去的学员，其中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，名字已经忘了；另两个都是步兵连长，一个叫刘玉生，一个叫张高寿（除了那位迫击炮连长，其他两位后来都对革命做出了贡献）。

到了武汉把事情办完后，我和刘、张等一行四人，搭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。到上海后，我们在英租界一个小旅馆住下，按约定写信同中央军委联系，报告我已经到上海，请求分配工作。信发出后，赶到徐德家，他夫人刚生了孩子，我给徐德夫人留了一部分钱，自与徐德分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后来听说他在自己的队伍中遭到怀疑而被处死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!

直到2月中旬，中央军委才与我接头。本来要派我去红七军，就是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那支部队。后又改派去鄂南游击区，原来，中央得到情报，蒋介石有一批军火要从南京运汉口，中央要求我们红五军截夺这批军火。遂改派我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信，立即奔赴鄂南。我按中央指示，领了一笔路费，立即动身前往鄂南。这样，我就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。

看到这里，有几个感触：

1、对后人来说，黄埔一期到四期，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中龙凤，但是对当时参加过大革命的人来说，就是身边的人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2、同乡的作用太大了，还有同事，同学，黄大将这一路上帮助过他的离不开这三同。

3、从他去看望李卜成那一段行为方式来看，他行事已经开始比较缜密了，比较理性了。

4、自从选择共产主义作为信仰，就再也没有动摇过。这点也值得佩服。

5、有时候想，黄大将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参加革命，没有遇到段德昌这样的引路人会怎么样？大概率是个书呆子，是个老学究，在一所家乡的小学，或者中学当老师，终老一生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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